提前看两会：2015年两会应关注的6大医药看点！

关于两个根本性转变重要思想的演变过程 【刘老】两个转变思想，我是比较早地提出来了。

各级政府应当保障教育经费投入和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施，并加强职业教育、在职教育和高等教育，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就业能力。根据比较优势的要求深化改革，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逐渐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但在初次分配上实现效率与公平统一的良好机制尚未形成，而且收入分配还有恶化的趋势。

这其中既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过程中所必然出现的收入差距恢复性扩大，也有改革不到位所导致的分配不公。同时，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只有依靠国家给予保护、补贴才能生存，不仅效率会很低，而且能够投资于这些产业的又必然是较为富有的人群，对这些产业予以保护和补贴，实质上就会形成低收入者补贴高收入者的倒挂情况。这样，企业为了提高竞争力，就会遵循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产品和技术，以更多地利用经济中相对丰富、相对便宜的要素，少利用相对短缺、相对昂贵的要素，并随着经济发展和要素禀赋结构升级进行相应的产业、产品、技术升级。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就业能力。保障社会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

遵循比较优势，经济发展将会相当迅速，一、二、三产业的产品、技术会不断升级换代，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也将流向城市二、三产业，而只有素质较高、有能力终生学习的劳动者才能适应这种动态发展的需要。投资于那些受到保护和补贴的产业的人群，还有动机去利用各种寻租手段向国家索取更多的保护和补贴，使国民经济出现坏的市场经济的体制。走了一个多星期，终于到达长沙。

后来新中国成立，选拔去苏联留学，也是陈岱老、南汉宸面试的。那时是在解放之初，解放军刚刚占领南京城，那时我还很年轻，他教我如何搞调查研究， 从南京城市手工业调查开始， 怎么样调查，怎么样写调查报告，那段时间他对我帮助很大。网上有大量好的文章，有两个有心人编了一本《刘旋风》，收录了小部分，后来又有人搞了一个补录。庙小王八多 【刘老】这些研究工作到了1964年实际上都干不成了。

让一部分先富，一定的时候必须要回过头来解决共富问题。我的老师徐毓枬建议我先考研究生。

过去说改革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不全面的，也远远不够，解放生产力归根到底是为了人。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 【刘老】这篇文章提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不是单一的计划调节，可以实行计划和市场相结合。说我反对改革， 说我反对市场经济，莫名其妙，我根本不会介意，一笑了之。【桁林】中期改革指的是1988-1995年。

但是，到了1975年，我们就慢慢恢复工作了。有人反对，当时的主要决策者也主张闯关，就是闯通货膨胀之关，我是坚决反对的。他是国内少有的研究国民收入的专家，他知道我出国的事，建议我学国民经济平衡表。从昆明到湖南，一路上是崇山峻岭，一卡车、一卡车的学生从后方往东运，途中很不安全。

教材写得通俗易懂，不像别的教材那么呆板僵化。老骥伏枥 【桁林】从1984年开始，在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里，您先后参与了多届中央全会有关文件和政府报告的起草或咨询。

当时，于光远在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经济研究所，他任所长，把薛暮桥、许涤新都弄了去，还到中国科学院选取学术上的中坚骨干，他选了我们几员大将，都是孙冶方一伙人里头的人员，如孙尚清、何建章、董辅礽、 桂世镛和我，都被他吸纳进去了。改革开放以后，在八十年代初，美国克莱因带了一个经济学家代表团来中国，在颐和园办数量经济学习班，我那时管这件事情。

我们创立计量经济这门学科，改革开放以前主要吸收了苏联的经验，改革开放以后吸收了美国的经验。我对于企业改革研究的最后一篇文章见于2002年在加拿大的演讲，之后没有再写，我在注意观察、思考，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后来教育部社科研究中心有个年轻同志来访谈，我谈了八、九个问题，谈得比较开，这些看法都是很自然地谈出来的，这就是《关于经济学教学和研究问题》的一篇文章 ，引起了更大的风波。【刘老】当时，中国要派一批同志出国留学到苏联。1983年10月在青岛写成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得罪一些人、触犯一些人的利益，也是难免的。

我五、六月回到南京，七、八月就到上海考清华研究生了。杨绛的《干校日记》写的就是那里的情况。

举国西迁，狼狈不堪，是国家的不幸，更是人民的灾难。当时正值通货膨胀高峰期，1988年7、8月份，出现了抢购风潮，9月份不得不实行治（理）、整（顿）、改（革）。

我的观点是，效率不是不重要，但要摆到其他地方去讲，不应在分配上讲谁先谁后。整天都在图书馆里头，那里写东西也很方便，那几年都是这么过去的。

较少涉及的是农村问题，研究得不够，这是一大缺陷。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很难分清楚，用了阶级分析方法，就会看得一清二楚。为什么要研究简单再生产？本来简单再生产不需要研究，但那个时候拼设备，连简单再生产都不能维持。钱信中是卫生部部长，他带队，也去做留学生。

我很同意《文心雕龙》研究专家王元化讲过的话，不能把炒作之风带到学术界中来。这些在学术上都是不好的风气。

公有制为主体、共同富裕这两条，缺了哪一条都不是社会主义，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也是这个社会主义。某某人第一个表示不满意，他那一派的人都不满意，说我反对改革，反对市场经济。

中国科学院派了四位同志，有学数学、物理的，学经济的就我一人。【刘老】那好吧，你看你有些什么问题。

1985年深圳建立特区后我们建议要更多地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三中全会提出过去体制太死，要搞活一点，因此很自然地得出这个结论来了，我不过是推动了一下子。1961年，平衡组还在杨坚白的带领下赴辽宁，调查大跃进以来农轻重比例失调问题，促使我们思考重大的经济理论问题。从学术氛围来讲，也有这样的条件。

1960年下放河北昌黎农村劳动了大半年之后，我被抽调回来参加孙冶方组织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写作，1960年有两个月集中在中央党校、1961年有两个月集中在香山饭店。是否出现了两极分化？要有个大判断。

【桁林】耀邦同志的批示是这样的：这是一篇研究新问题的文章，也是一篇标兵文章。座谈会行将结束时，孙冶方声言：‘生产价格的祸首是我孙冶方，下次会我发言，请大家批我。

这主要是在苏联学习积累的发挥，还是跟着孙冶方搞调研的结果？ 【刘老】都有关系。这个时候，国民政府正往西迁，四川俨然成了大后方。